三月的香港，春意渐浓。 在灵光量子位于香港科学园的办公室里，创始人郑韶辉刚刚结束一场与海外客户的线上会议。桌面上摊开着几份技术文档，旁边的白板上画满了光量子计算的架构图——这是他和团队最近攻坚的方向。“最近确实忙，”他笑着说，“但忙得踏实。” 就在几天前，2026年《政府工作报告》全文发布，“量子科技”被明确列入未来产业重点发展方向。对于在这个领域摸爬滚打了二十多年的郑韶辉来说，这既是一份意料之中的政策信号，也是对他多年坚持的某种印证。 “ 量子科技 ” 背后的二十年 回顾历年政府工作报告，量子相关表述的演进轨迹清晰可见。 2016年，“量子通信”首次写入报告;此后几年，表述逐渐从具体的“量子通信”扩展到更宽泛的“量子信息”，再到技术层面的“量子技术”。2024年，“量子科技”作为一个战略性产业概念首次出现。到今年，这已经是连续第三年将量子科技纳入未来产业。 “这个变化很有意思。”郑韶辉说，“它说明国家对这个领域的理解在不断深化——从关注某一项具体技术，到关注整个技术体系，再到把它作为一个产业来谋划布局。” 在郑韶辉看来，2026年报告中最值得关注的一句话是：“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。” 他解释道，量子产业投入大、周期长、风险高，单纯靠政府补贴或者短期资本都难以持续。“建立风险分担机制，意味着国家层面在为‘耐心资本’保驾护航，让敢于投入的企业和个人没有后顾之忧。” 量子计算走到哪了？ 当前量子计算处于什么阶段?这是郑韶辉被问得最多的问题之一。 他习惯用三阶段来回答：第一阶段是原型机验证，证明量子处理器能做计算;第二阶段是NISQ(含噪声中等规模量子计算机)阶段，实现“量子优越性”——在特定任务上超越经典计算机;第三阶段是FTQC(通用容错量子计算机)阶段，这是终极目标，让量子计算在各行各业广泛商用。 “我们现在正处在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过渡的关键窗口期。”他说。 这个窗口期的特点是什么?郑韶辉观察到一个明显变化：全球竞争的逻辑正在改变。 “前几年大家都在比赛参数，你出50比特，我就要出100比特。但现在，产业的关注点开始转向——这些比特到底能解决什么问题?” 他注意到，无论是美国的IonQ、Rigetti，还是欧洲的IQM，企业竞争的焦点已经从单纯追求比特数，转向如何在制药、金融、材料等特定应用场景中证明商业价值。“不再比赛谁家的机器参数漂亮，而是看谁家的机器真能用。” 政策红利与产业耐心：两条腿走路 谈到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，郑韶辉最看重的是政策导向和市场力量的结合。 “国家把量子科技纳入未来产业，释放的信号很清楚：这不是一时一地的权宜之计，而是面向未来的战略布局。”他说。 但同时他也强调，政策红利不能替代产业耐心。 “量子计算的胜负，不取决于某一台机器的参数，而取决于能否构建可持续演进的全栈生态。”郑韶辉说，“这需要产业链各环节协同攻关，需要基础研究、工程转化、市场应用形成良性循环，更需要全社会对这个领域保持长期耐心。” 他特别提到人才问题。目前我国量子专业人才主要来自物理学背景，未来走向工程化应用，在跨学科交叉人才和从事应用开发的复合型人才方面仍有较大缺口。 “量子领域需要物理、计算机、工程、数学等多学科背景的人一起工作，”他说，“这个领域的魅力就在于它的交叉性。” 采访手记 与郑韶辉对话，能感受到一种少见的笃定。这种笃定既来自二十多年在量子领域的深耕，也来自对产业规律的深刻理解。 量子科技热起来了，这是事实。但郑韶辉反复强调的，恰恰是“冷思考”——技术突破需要时间，产业培育需要耐心，市场验证需要过程。在这个容易被“风口”裹挟的时代，这样的提醒或许格外珍贵。 正如他所说，这是一场马拉松，不是百米冲刺。而我们才刚刚站在起点。 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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